「美学分享」她的身体：从“影响国格”谈女性身体的艺术与政治
©️:Hannah Wilke，《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1974–82）》
艺术家在自己身体上贴满以女性生殖器形状做成的口香糖雕塑，拍摄成系列肖像，讽刺“性魅力”与“牺牲”的双重标准。
几天前，一则校园通告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公告中，一名女学生因“个人行为不当”被学校予以严厉处分。通告措辞笼统，却字字带刺，隐隐指向一场涉及“声誉”“国家形象”与“道德”的隐秘审判。这则公告引发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校纪讨论，而是一次对于女性身体、国家话语与社会控制机制的集中显影。
这场风波显然不只关乎个体命运，它刺中了更深层的问题——当代社会如何观看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叙事确立“道德边界”，又如何在全球化的光影之下，重新编织关于“个人”与“家国”的象征结构。女性的身体从来不是一张中立的画布，它是一种被观看、被投射、被塑造的媒介。在这一意义上，女性身体的“正当性”争议，也不再是私领域的问题，而是一场延续千年的文化规训。
©️：黎雨诗的个展“幕后”。黎雨诗的作品通过身体媒介，充分展现权力关系的重置、女性欲望的显现以及跨越物性之间的凝视。
From Gaze to Discipline: The Female Body i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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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凝视到规训：
图像中的女性身体
若将身体视为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女性的身体，往往是一种在他人语境中被定义和使用的媒介。在视觉艺术的历史中，女性形象常被置于“被观看”的位置——她是画面中的主角，却不是叙事的主人。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维纳斯，到19世纪学院派画作中顺从的裸女，再到当代商业影像中被切割、消费的“身体部件”，女性的肉身始终承载着太多意味。美、欲望、纯洁、堕落、母性、他者——这些标签如同柔光滤镜，柔化了个体真实的复杂性，也使得身体不再属于自己。
在文艺复兴语境下，女性身体被纳入“理性光辉”之中，却始终未能摆脱父权结构的注视与控制。提香笔下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常被誉为“西方裸体传统的经典”，但维纳斯的坦露并非她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为了男性审美而构建的风景。她的目光平静，却直视观众，这种“自我呈现”往往被误读为自主，其实不过是配合凝视逻辑的另一种顺从。
©️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1534）》
这一点在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L’Origine du Monde）中被进一步撕裂。画作以近距离视角描绘女性生殖器，完全剥除了神话与宗教的象征性，只留下最赤裸的现实。这件作品因“过于真实”而被长期藏匿，直到20世纪末才公开展出，在2025年的今天仍不断遭遇社交平台的模糊与封锁。讽刺的是，当女性身体真正脱离寓言、转向生命经验时，观众的道德不适反而更加剧烈。
©️：古斯塔夫·库尔贝，《世界的起源（1866）》
©️：在2025年的今天，《世界的起源（1866）》仍不断遭遇社交平台的模糊与封锁
这种观看机制延续至今，只是换上了新的包装和语言系统。我们看到，“不当”这种模糊却致命的评价标准，正在成为另一个“滤镜”——它不仅过滤掉了女性行为的复杂性，也投射出一种社会欲望：希望她是顺从的、干净的、透明的。就像一张“理想风景画”，她不应该主动表达，也不能带来不确定性。
The Architecture of Shame: How the Body Is Incorporated into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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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的建筑：
身体如何被纳入社会秩序
历史上，对女性身体的道德规训，往往不以暴力为名，而以“爱”“保护”与“规范”之名悄然进行。在许多社会制度中，女性的性与欲望被严格编码，亲密行为成为公共话语的隐雷。人们并非在讨论她做了什么，而是在焦虑她“象征着什么”——是否破坏了家庭结构，是否挑战了性别秩序，是否危及了某种抽象的“集体荣誉”。
©️：Tracey Emin，《我的床（My Bed）》, 1988
艺术创作常常成为这一结构的投影装置。许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一旦触及身体与性经验，便迅速引发争议，不因作品本身，而因其“越界”。英国艺术家Tracey Emin的作品《所有和我睡过的人（1963–1995）》就是例子。她在帐篷内绣上与她“共眠”的每个人的名字，不仅是情人，也包括亲人和童年友人。这是一件关于亲密、记忆与哀悼的作品，但媒体却聚焦于她“混乱的生活”“粗糙的性格”“不合标准的外貌”，而不是作品的情感结构。
©️：Tracey Emin，《所有和我睡过的人（1963–1995）》
这种羞辱逻辑并不罕见。在艺术之外的现实中，女性只需“表现得过多”，就会被迅速置入一种“非理性”或“危险”的框架之中。女性身体因而不再是个体经验的容器，而是被上升为社会认同的坐标。在这一结构中，身体成为“国家形象”“民族精神”“教育理念”的延伸物，个人自由反而被诘问为一种背叛。
处分，只是这种结构的行政表达。其背后的逻辑早已运转千年——女性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无害”，以换取最基本的行动权。而当某个身体无法被轻易分类或规训时，羞耻就会被迅速投掷而来，宛如一种替代暴力的秩序之锤。
©️：Tracey Emin，‘I followed you to the end’展览，伦敦
“Her Body, Her Landscape”: How Images Resist, How Bodies Find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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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体，她的风景”：图像如何反抗，身体如何自由
在20世纪的女性艺术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质疑：谁拥有身体的意义解释权？她们尝试通过创作，挣脱长期被凝视与规训的姿态。美国艺术家卡罗尔·施尼曼（Carolee Schneemann）在行为作品《Interior Scroll》中，从身体中抽出一条写有文本的纸卷并朗读，这一动作既私密又公开，挑战了身体与语言、性与知识之间的传统界限，也成为女性身体再政治化的经典象征。
©️：卡罗尔·施尼曼，《Interior Scroll（1975）》
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娃则以身体为媒介，通过录像和装置不断叩问个人身份如何在社会结构与技术机制中被观看和归训。而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普通女性创作者也开始用亲身经验讲述关于欲望、疼痛、选择与拒绝的故事，从边缘的表达走向公共空间。她们的作品不是为了展示身体，而是为了夺回身体的“意义主权”。
©️：刘娃，《浮光掠影 II（2018）》（2018），艺术家邀请观众佩戴脑电波监测设备，使他们的注意力波动直接控制装置中的光影显现，从而激活或遮蔽画面中若隐若现的人像。
当一名年轻女性因为“私人亲密关系”被公开定罪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恋爱自由的打压，更是对女性身体自治权的系统性否定。在这样的结构中，女性的行为总被上升为某种集体道德或国家面貌的象征，仿佛一个身体的亲密决定就足以撼动某种公共形象。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权力并不总是以强制的形式出现，它常以“传统”“保护”“伦理”的名义渗透日常，巧妙地掩盖了自身的控制意图。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她们不愿被简化为观看对象，也拒绝成为他人发泄的出口，而是通过作品建立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不被预设意义限定的身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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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othering Dream, 2022
摄影师黎雨诗通过Tinder等应用邀请男性参与自己的影像创作，表达对“凝视”和性别权力关系的讨论。
只有当女性的身体与情感可以摆脱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束缚，能够以最自然的姿态存在于生活和关系中，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权力的紧绷有所松动。她的身体是她自身经验的承载，而非他人权力欲望的场域。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所言，女性身体长期被“男性凝视”塑造为视觉对象，掩盖了其主体性和多样性。真正的尊重女性身体自由，不仅在于拆解外在的凝视，更依赖社会整体的反思，使她们拥有无需不断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由。
We stand together
在今天这个审查与凝视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人最不能被定义、也最值得捍卫的自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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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往期回顾
「象限计划」用当代设计的语法解构空间秩序，用艺术家的直觉对冲日常的逻辑。你会在工业遗址的锈迹里读到一场未完成的舞台剧，在镜面装置的反光中，瞥见一座城市关于身份的密谋。它不急于归类自己是展览、行为还是装置——因为真正有趣的东西，从不肯被归档。
它像是从加斯东·巴什拉的梦境里走出的空间体，一脚踩在现实的钢筋混凝土上，一脚悬在诗意的云朵间；像塔可夫斯基镜头下缓缓移动的光影，在旧厂房的穹顶与观者心跳之间偷偷架起一座桥。它不属于任何学科，也不为潮流代言，而是以一种近乎魔幻的方式，持续撬动城市的潜意识，让那些沉睡的空间情绪被重新召唤、重新命名、重新爱上。